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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齐林告诉记者：“回顾一下黄光裕案与刘汉案，不难发现，两个案件的事情基本相同，都是通过地下钱庄偿还赌债的行为，但却产生了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在黄光裕案中，黄光裕被指控于2007年9月至11月间，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恒益祥公司转入盛丰源公司和深圳市迈健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账户，经由郑晓微（已判刑）等人控制的地下钱庄，私自兑购并在香港收取了港币8.22亿余元（折合美元1.05亿余元）。黄光裕因此被判决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2亿元。

赵旭东同样提到了刘汉案，他告诉记者：“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一个案件会成为另一个案件的判决依据，但是法律判决有一个‘既判力’的问题，前一个判决会对后面的判决产生影响力和约束力。目前民事案件的‘既判力’是比较肯定的，刑事案件的‘既判力’在学理上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是有一点，有代表性的判决结果应该被司法机关充分认识，同时，从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来看，也不应该存在太多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有意压低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也更多出于政绩考核和风险指标的考虑，而不是有意赖账不还，等着违约。因为基于中国国情和政治现实，特别是突出防范重大风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看到辖内任何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无论融资平台公司、国有企业，哪怕是民营企业。

一位当年曾与黄光裕共事的企业家告诉记者：“黄光裕苦心经营，白手起家，吸引了大量下岗职工，解决了数十万人的工作和收入问题，树立了中国零售业的一面旗帜，但后来的案件判决对他有些不公平。”而当年一位活跃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家对黄光裕也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国际资本频频攻陷中国本土产业的时候，因为黄光裕和国美的存在，作为‘钱袋子’的中国零售产业得以由国人控局。”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李克强总理说：“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科学规划大湾区”列入2018年核心工作。

按规定，吴超公司的运输车不能走高架，速度也不能超过60码，而且早晚高峰禁行。吴超自嘲道，公司的车现在走的都是“非法路线”。他曾就这个问题向武汉防疫指挥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先送气”。如果按老规矩来，公司顶多能送四五家医院，现在得送八九家，运力已经饱和了，医院也很难弄到车。他希望能征集一些社会车辆帮忙运送气瓶。